刚挂上的水手旗即将被扯下，在他凝视窗户的时候，马克模糊地察觉到某些无法避免的命运即将到来，而他只有一个选择，这个想法令他惶恐，巨大的压力下，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关于新功能的事，比如说——
“墙”。
爱德华多让他闭嘴，他照做了，于是他再次转过脸。
完整无缺的雨珠碎在玻璃窗上。
第二次关注天气是在诉讼期间，还是一个雨天，诉讼很耗费人的精力。
和几年前在哈佛出席行政委员会的听证会完全不同，那时马克很肯定委员会一定是高高拿起再轻轻放下，毕竟哈佛乐意看到一个有能力在几个小时内搞垮哈佛校园网的学生，他判断得很准，最后果然只得到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留校察看。
但诉讼却是另一番体验，每一个当事人都能请得起最好的诉讼律师，这些老家伙把你哺乳时期吃了什么都能挖出来，每一句话都是带有含有暗示的立场诱导，马克的律师给了他一个策略。
不合作、不回应，尽可能的模棱两可地回答，即使这样，他也被诉讼拖累得疲惫过头。
诉讼时间实在太长，更何况他当时在同时应付两场诉讼，一场和爱德华多，另一场和温克沃斯兄弟，爱德华多在这两场中的身份不同，一场是原告，一场是证人——他在自己的诉讼倒是从头坐到尾，但作为证人的那场，他隔三岔五地就要出去“透透气。”
马克不能做出对不利的事，他不仅是马克扎克伯格，更是，在诉讼中，他必须要保持冷静清醒，最重要的，是对一切诱导问题都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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