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总是这样说，总是这样说！可真正的战争究竟是怎样的？”我愤然将拳头砸向柜角，胸腔中郁积着难以名状的悲愤。
这时电话那头响起噔噔哒哒由远及近的皮鞋声，接着似乎有文卷哗啦作响，伴随着笔杆点在纸页上的闷闷的咚咚声，又听见徐懋敬低声对身旁的人嘱咐了几句话，然后才重新拿起话筒：“这样吧，你要是有报国的想法，我立刻安排人同北平城的同事联络，现在出城还来得及。”
我心头沉默了一下，声音放得很低，近乎哀求地想得到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回答：“退，退到什么时候？又退到哪里去？”
一阵默然。
这一次我很耐心，等了很久，还是没有等到回答。
我颓然地笑了笑，说：“徐长官，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多少年？可南京政府连重话都不敢说一句。照贵政府这般做法，岂不如今天就叫蒋先生再发表一次讲话，收回先前那些豪情壮志、虚情假意，就说，思来想去这几日，仍觉流血牺牲难以接受，这仗可不必打了，这换不了金银珠宝芳名厚禄的尊严就随日本人践踏吧！”
他的言语间终于起了一丝波澜：“胡闹！你懂什么！往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难道你以为，你现在出不出北平、能不能出北平，还能由你自己选择吗？”
我鼻子一酸：“不能由我选择，就像当年我娘也不能选择一样，是吗？”
六国酒会上，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南京大员，却无人知晓我娘是一名背脊永远挺直不弯的□□人。十年的时间很长了，却抹不去我父亲亲身参与了那一场大清洗的事实。
连这一点微末的愤恨，我做儿子的，都无法言之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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