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用三两下解决完吃的，很讲究地从裤兜里摸出一方半新不旧的帕子擦了擦手，点一点头：“都是最新的译稿，等送到后方再加印。”
“想好让谁带去了吗？”
“组织上考虑过后说，交给陆家那个小妹妹妥当。”
“晴妹……”我略一迟疑，“她年纪还小……”
徐用立刻嗤道：“十五岁哪里小了？你要是出了北平去看看，抗日儿童团的孩子一个个才这么点儿大呢。”他用手在自己腰胁位置高高低低比划了几下，“你以前还说抗日不分党派，可难道就得分阶级，分长幼次序，还要分男女不成吗？”
“这两年，我以资助《存诚月刊》印刷的名义，帮助你们印发宣传册，对其他的事绝不过问。可是陆世伯膝下只剩下这一个孩子，如今出北平城关隘重重，你不是不知道，这样决策，未免欠思量。如有必要，南下的事我可以从旁协助。”
说着，我从电话机座暗格下重新取出那个木匣，打开藏诗铜锁后，将里面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递给徐用。
“这些天，我和谢为山先生的往来，南京方面了如指掌，想必你也都清楚。这些，是我为卫生局提供药品、为山先生作为回礼，亲自签发的八张身份证书，档案材料俱全，都很干净。我知道一定不够用，但也只能提供这么多了。即便为山先生再回北平，也来不及办理更多。哥你省着点用吧。”
我们并不在这种事上推让客气。
徐用将信封小心地揣好，问起昨天的事；“昨天在医院，谢家那个孩子和你的事我也听说了，他怎么生那么大的气？我记得你说，他脾气不挺好的吗，没有什么公子哥儿的习气。”
我便将昨天和谢处安的对话与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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