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轰炸，北平已成了一座灰扑扑的老城，可是这间教会医院的大门却如此洁净，地上纤尘不染，墙壁森然的白色让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窗户上嵌着不规则的五色玻璃，很刺眼。
我先是嘱咐奚玉成和谢云瞻留在我家防止日本人上门捣乱，又拜托黎管家天亮后将另外购置的四大箱实验室器材送到前门火车站交给南下的柳助教，之后，便追着顾欢何出了门。
其实我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出去找他，只不过不像这样及时，通常都是到了后半夜见他还不回来才会骂骂咧咧地去找。
没想到他这一回还真就直挺挺地倒在外边儿了，没有明显的伤，看来并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但问题是，怎么叫也叫不醒，快跟死了没分别。
我将他放在推车平床上，看着那张床被推进那扇手术室的门，心想，不会有大问题的。
他运气这么好，从来都遇到好人，一定吉人自有天相。
我倚着墙站了一会儿，盯着那时钟看，总觉得分针没有在动。
闭目养神之后凝目再看，那长针还是没有在动。
我一时急躁得不行，在长廊里走来走去，马上又意识到得尽量安静，不能引起其他病房的注意，说不定哪间房里就有日本人，便蹲在长椅旁发了会儿呆，等腿麻了就站起来，站一会儿就又蹲下，一分一秒也没安安分分地坐下来过。
小时候，我染了瘴气，肺也不好，外祖将我送到疗养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生活在那里。我记得，疗养院前面有一块草坪，草坪石头道上也有一方长椅，我娘就站在长椅旁望我，我也扒着格子窗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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